《孟子与经心篇》人性的知己良能人性的知己良能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知己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

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」孟子提出来的「知己」「良能」，成为不得了的重大问题。这两个名词，影响了整个亚洲各民族的哲学思想，约有八百多年到一千多年之久。

王阳明的哲学，影响了日本文化，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真正文化中心，也就是王阳明所论述的知己、良能之学。这个学说，在海内自明朝到清朝的六七百年之间，也发生很是大的影响。尤其在释教禅宗方面来说，王阳明的学说一出来，就掐住了禅宗的喉咙，需要抽痰开刀了；但也有许多禅师，是在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之下而悟道的。

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知己 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功业文章，很了不起，可是对于他的四句教，我也曾在民国四十四年（公历一九五五年）出书的《禅海蠡测》中评论过他，现在不再多说。至于孟子的这两句话，也是很值得讨论的。他说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」，不学就会做的，就是「良能」。

那么小孩子偷糖果吃，也是「良能」吗？「不虑而知者，其知己也」，不经由思量而知道的就是「知己」。像有的人，天生有偷窃癖，有家有当，人给家足，可是瞥见穷人家两只鸡，他还是会不加思量地偷来，这种不虑而知道去偷的知，也是「知己」吗？所以孟子这两句话，哲学的原理完全对，用的文字有问题。同样的，「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」，也有问题。小孩子「不学而能」的事多得很，孩子的破坏性很大，见到工具，尤其是新奇的工具，喜欢拆解破坏；对于一些小动物，喜欢弄死，这也算是「良能」吗？所以这一段，是孟子学说的中心所在，可是值得讨论的地方，实在太多了。

他又说：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」我不完全同意孟子这几句话，说得未免太笼统了。他说「孩提」，这已经不是婴儿，是由大人牵着手走的四五岁上下的孩子了。

他说这样的孩子，统统爱怙恃。这可是纷歧定，学过儿童心理学的就知道，有太多的孩子，天生不喜欢自己的怙恃。

严格说来，婴儿喜欢母亲，也并不是由于孝心，只是他需要吃母亲的奶水，是利害关系。一般说这就是孝，就是爱，那是知识分子加上去的。人类的天性究竟是善是恶，是否可爱，是一个大问题。

孟子强调「孩提之童」，个个都知道「爱其亲」；等他长大了，个个都知道「敬其兄」，也是有问题的语句，因为兄弟姊妹间成冤家的多得很。人性是很恐怖的，究竟是否像基督教说的，吃苹果变坏了或被蛇诱惑，真是一个大问题。再看他下面的结论。「亲亲，仁也」，亲爱自己的亲人，是对人类同情；「敬长，义也」，爱自己的兄长，同时也爱别人的兄长。

「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」，孟子说，这没有其他理由，这是人类的真理。孟子这些话大有问题，需作彻底的讨论。王阳明悟的是什么？就是孟子说的「知己」；而佛说的「般若」也是「知己」。

「佛即自心，能生万法」就是「良能」，神通妙用也就是「良能」。王阳明曾学过道家，也学过佛家；后因被谪到贵州龙场，自己在山洞里闭关打坐，光阴已做到有神通，能够先知了。

有一个朋侪去看他，在三天前他就预知了。王阳明悟道以后，接纳了孟子的「知己」「良能」，提出所谓的四句教：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知己 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学说思想，就接纳孟子的这两个名词，「知己」与「良能」。阳明先生特别注重于「知己」，认为「知己」是人的天性之知，即是佛法所说的觉性。而阳明学说的重点，在「起用」——即知即行。

孟子对于「知己」、「良能」的看法，在原文中他下的界说是：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知己也。」这是两个大原则，这是讲心性的「知」与「能」。他认为「能」与「知」是不学而会的，例如小孩子不学就会做的，就是「良能」；不经由思想思量而知道的，就是「知己」。

有人作哲学的比对，认为孟子的「知己」，就是西方哲学中，法国人博格森所称的「直觉」。现在更有人认为，禅宗的悟道，是一种「直觉」的作用。

至于博格森所说的「直觉」，与孟子所提出的「知己良能」，是否相同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可是，以一个翻译的名词，任意用来凑上做研究比对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研究学说，应该持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」的态度，瞥见一个名词，不行任意拿来引用作比喻，必先探究泉源，相识它的寄义，然后方可引用。再看孟子对「知己良能」所引申的理由，他说一个小孩子就自然爱他的怙恃，这就是「知己」。

可是相反的一派，主张人性本恶的法家，看法就差别了，认为小孩子的爱怙恃，不是本于人性的善良，而是为了利害的需要，有奶即是娘。如果一个婴儿生下后，抱离怙恃，由另外一位母亲养育，喂他奶吃而真爱他，这孩子也一定爱这个母亲。

如以现代心理学来分析，也是如此。而孟子认为小孩子爱怙恃是天性，长大了就爱兄弟姊妹，这是纷歧定的，意见相反的很是多。缩小规模来研究，孟子所说的「知己良能」，究竟是什么？这个「知」，这个「能」，到底是什么？孟子在这里所说的话，和告子所说的一样，他们几位所辩说的人性，都是指后天的性，是怙恃生下来以后的，不能代表形而上的天性。

所谓怙恃未生以前的天性，究竟是善良，还是不善良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因此遐想到老子所说的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」，一般人向来歪曲了老子的意思，说老子认为天地无所谓仁爱，只是在玩弄万物；而所谓天心仁慈，只是人类的一种看法而已。如果天地真的由于仁慈生了万物和人，为什么又让他们生病、烦恼、死亡？这不是天地自找贫苦吗？如果天地生人，都不老不死，该有多好！太阳永挂中天，连电灯也不必有了；大地自然会冒水，也不必下雨了。

可是天地偏要制造许多矛盾，这就是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」。一般人这样解释，可以说是歪曲，是诬蔑了老子。

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说：天地无所谓仁或不仁，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天地生长万物，都是看做刍狗一样，完全平等。古代的祭品中有狗，后因不愿杀生，便以刍草做成狗来取代，名为刍狗。

在祭祀以后，就扬弃了。所以天地生长万物，是任万物自然而生，自然而灭，无所谓仁与不仁，更不是玩弄。

所以老子这两句话，只是说明自然的原理，不能往坏的方面去解释。由于老子这两句话的说明，依据逻辑，可以引证，对于形而上的本体而言，可以称为知己或不知，或良能，或无能，或能而不能，或知而不知，均可，并不须要强调一定就是「知己良能」。再向好的方面看，知己与良能这两个名词，孟子所说的是对的。

「知己」是人性的好知，但有时候是邪知、歪知，谁人知就不大好了。孟子所以说「知己」，是因为他的思想始终站在人性本善的看法上说话，通常善的事情，自然都是「知己良能」。

但这项学说有一个毛病，就是邪知、歪知，以及坏的行动，是不是「知己良能」？如果说坏的行动，是后天的习气而来，在理论上就有了问题。知己良能经孟子提出后，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达一两千年之久。

这个问题，西方有些哲学家，在唯心道德理论上，与孟子的这一理论是相合的。尚有一派非道德的学派，则认为孟子这一说法不够哲学，甚至说中国人没有哲学。其实人伦道德原来是以行为作基础的，硬套上一个哲学的帽子，谈到形而上的本体，就不通了。

例如孟子所提的，小孩子天生有善良的天性，但他引用的例证，则不足接纳。再回溯看孟子的老师子思，在《中庸》中所说的话——虽然有人说，孟子并未跟子思学过，子思死的时候，孟子只有十几岁，可是子思很器重孟子，曾说这个孩子未来会成圣人。

这些考证的事，这里不去讨论，但看子思着的《中庸》，其中也没有提到「知己良能」，只说「天命之谓性」，对于心性，一如佛家说的「一切众生皆是佛」，只是自己没悟，所以不知自己是佛。《周易·系传》上的「黎民日用而不知」，也是这个意思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圣人。但《中庸》中另有一句话——「君子之道，费而隐，匹俦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」这是说一小我私家真正悟到了「天命之谓性」，就到达了圣人的境界，但圣人不知道自己是圣人，如果知道了，那就不是圣人了。

所谓「匹俦之愚，可以与知焉」，就是说，在男女饮食之中，也可以悟道，虽到达了极点，圣人也不知道。这几句话很妙。《中庸》一开头就说：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行须臾离也，可离，非道也。

」像这一类古书，希望今日的知识青年，能够熟读背诵，相识它的意义，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子孙。四十多年前，有一位留德的著名黄医师，她是江苏的世家子弟，对国学有相当造诣。她说在德国时，有一次去跳舞，召来一名舞男，她最初还不大看得起这个以伴舞营生的德国青年，但谁人舞男说是大学结业，而且读过《老子》，而且立刻用中国话背诵：「道可道，很是道，名可名，很是名。无，名天地之始，有，名万物之母……」不光背得滚瓜烂熟，而且解释得也很有一套。

所以这位留德的女医生就说，未来中国文化，必有盛行于世界的一天，凡我国青年，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，否则到了外洋，反不及外国人相识得深切，那就太内疚了。到了明朝理学壮盛的时代，有一位念书人，去向密云圆悟禅师请教。这个禅师是明代一位不得了的大禅师，可是他和六祖惠能一样，也是贫苦身世的，没有读过几多书；可是他悟道以后，豁然开朗，什么都市了。这个念书人问他：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和佛说到菩提道「不行说，不行知」一样吗？密云圆悟禅师说，你读了一辈子书，这个原理也不懂么？「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；具足圣人法，圣人不会；圣人若会即同凡夫，凡夫若知即同圣人。

」这位念书人一听这几句话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这四句话就是说，天性这样工具，人人都有，也就是「一切众生皆是佛」，人人具足天性，所以人人也都是圣人。凡夫不知，因为没有悟，不知道自己就是佛；凡夫一悟了道，见到天性，就成佛了。

可是，成佛以后，一天到晚心想「我成佛了，你们大家都是迷的」，这就是「圣人若会」。圣人悟后，如果还抱着这个道不放的话，那么「即同凡夫」，还是个普通人，即是没有悟。这就是《中庸》为什么没有说到「知」的原故。

我们又回溯上去，看子思的老师曾子，是怎样说「知」的原理。曾子所著的《大学》一书中说：「知止尔后有定，定尔后能静，静尔后能安，安尔后能虑，虑尔后能得。」又说「致知在格物」，将「知」字提出来了；接着又说：「物格尔后知至，知至尔后意诚，意诚尔后心正，心正尔后身修，身修尔后家齐，家齐尔后国治，国治尔后天下平。」他这里「致知」与「格物」相对，其中的原理，后世没有很好的论述，只有以禅宗的原理来解释，才比力切题。

「致知」就是「顿悟」，「格物」就是「渐修」，「致知在格物，物格尔后知至」就是说，欲想顿悟，非渐修不能顿悟；渐修欲有成就，非顿悟不能有渐修的结果。可是要注意，《大学》的「知止尔后有定」，与《中庸》里的「匹俦之愚，可以与知焉」，其中的「知」，都是讲知的用，也就是心性的作用。心性的第一个作用是「知」。再回溯上去找祖师爷，就是曾子的老师孔子，他提出来：「知、仁、勇，三者天下之达德也。

」这也是讲用，没有提到天性。而到了孟子，则讲「知己良能」，似乎是悟到人性的原来，尤其到了宋明理学家们，强调「知己良能」就是本体的作用。

因此宋明理学家，很是阻挡佛，阻挡禅，也阻挡老庄，阻挡道。因为佛与道两家的人，在王阳明认为，知而不能起行，是落空的，光在那里关门打坐，得了道有什么用？这个道不能起用，不能行，不能救天下、国家、社会、众生，所以没有用。

因此他主张「知行合一」。他们这样一来，就犯了一个错误，把形而上天性的体，与形而下行为的用，混为一谈，成了体、用不分。他们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，是凭据《孟子》这里的「知己良能」而来的。可是这并不是孟子的学说差池，而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话，交待不清；在说话举例上，把「知己良能」，说得「很像」是道的天性，以致宋明理学家们，就把体和用混淆在一起了。

再转头看看佛家，在经典上提到「知」，是用「智慧」的「智」这个字。中文的「智」这个字，还不够表达谁人见到天性的「智」，所以多直接译音为「般若」。

委曲用中文来解释，般若就是最高最大的智慧。《圆觉经》上曾说「知幻即离，不作利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」，大家要做光阴修道的话，岂论哪一宗派，这几句话好得很，都是做光阴最切要的。

「知幻即离」，知道自己的妄念只是妄想、理想，大家闭起眼睛打坐，实际上在打妄想。明知妄想是虚幻的，可是除不掉，以为两腿有光阴，就是妄念除不了，都在为此而困扰。而佛告诉你，当你知道这个念头是妄念时，谁人妄念早已经跑掉了，「不作利便」，不须用方法去除掉它。可是大家犯了一个错误，总认为妄念来了，怎样才可以除掉呢？而实际上你刚刚的妄念，已经绕地球一圈到了外层空间，早已无影无踪了；而你想除掉的念头，岂不又成为另一个妄念了吗？所以「知幻即离」，知道它是妄念的时候，妄念已经走了，它不会停留的，不必用什么方法去除掉它。

「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」，脱离妄念以后，很清净的一剎那，就是觉性，没有什么小乘、大乘、初地、二地等等的划分。在理论上，大家懂了这四句话，似乎喝了咖啡，吃了冰淇淋一样，心里很是舒服清凉，认为佛到底是很高明的。问题在于佛高明，我们并不高明，因为「离幻即觉」的这一「觉」，留不住，刚刚有一觉，又酿成了妄想；刚说「不作利便」，只要把这一觉保住就好了，现在这一觉又睡觉去了。

所以不是醒觉之觉，而成了睡觉之觉，又胡涂了。大家修道的痛苦就在这里，这是用功方面。

在理论方面，《圆觉经》上这句「知幻即离」的方法，也是用，并没有说到体。厥后有一位禅师说过：「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」众妙之门这句话，出于《老子》，禅师是借来用的。

这是说「知」有如此重要，我们的犯错、犯戒、犯罪，就是因为不知，所以糊里糊涂犯了错。听说，如果能知的话，就不会犯错。这是「听说」，以我小我私家研究人类的心理，有许多人明显知作别人的工具不行拿，拿了则不道德；同时又知道这个工具很可爱，于是理智上的道德观，与情感上的爱欲，发生了战争，效果情感战胜了理智，不管道德不道德，拿了再说。

这两个「知」，不知道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，往往如此矛盾。所以「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」，如果认为这个「知」就是修道、悟道最重要的工具，则是错误的。如果有这一「知」存在，永远不能乐成；认为这一「知」——灵明觉知，就是道，也是错误的。

因为这一知还是意识，是第六意识的妄想境界，所以修道不能乐成。例如唐代的香严禅师，他从学的是天下第一明师百丈禅师。

对于禅理，香严很是高明，可以一问千答；对于一个问题，他可以作十面的回复，可是他还是没有开悟。百丈死后，他只好去找师兄沩山禅师。

沩山对他说，你的原理都对，就是没有实际开悟，你在这里少讲原理。又过了良久，香严就是悟不进去。

有一天自觉悟不了，不修行了，就跑到南阳忠国师那里去种菜，心想如此过一生算了。有一次在种菜时，地上有一块瓦片，他拾起来一丢，恰好落在竹子上，「碰」的一声，他开悟了。这叫做「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」。于是作了一个偈子：一击忘所知 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 不堕悄然机到处无踪迹 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 咸言上上机悟了以后，要忘「所知」，连悟的这一知都是多余。

再回到《孟子》这里，把他的「知己良能」拿出来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个工具。我们以现代知识来研究，婴儿刚生下来，是有知或是无知呢？他「哇」的一声哭了，但那是哭或是唱歌，谁也不敢肯定，惋惜我们自己也忘了。今天的禅宗和今天的儒家，已与往古差别，就要问这个问题了。

如果说婴儿无知，他确有一个知，就是孟子所说的，「不虑而知」的知，也有「不学而能」的能。婴儿饿了一定会哭，可见他「不虑而知」，这是天生的。如果站在医学、生理学或唯物哲学的态度来研究，认为这是唯心的理论，那是错误的，因为肚子饿了会哭，不是知不知的问题，是生理上脑神经的自然反映。婴儿会抓工具，欢喜踢脚玩，长大一点又喜欢跑路；中年手动得多，玩手；年迈手脚都不大愿动了，只好坐在那里追念，玩头脑，头脑玩完就走了。

这是人生的历程。可是婴儿抓住一件工具，这是不是良能？在现代医学上则叫做人的本能，是神经的反映，这与道德的良与不良无关。「良」是哲学家加上的一个字，加的对与差池，科学家不置能否，你爱加就去加吧。

我们如果枚举古今中外，种种差别的意见来对比，那就太多了。现在只从大的纲要上，简要说到这里。现在，我们将《孟子》自己的学说，把他前后所说过有关的话，毗连起来做研究，应该说，孟子所说的知己、良能并没有错，问题在于他文字的说明运用不太清楚。

孟子对于人性，岂论是先天的、后天的，都是从「性本善」的哲学主张而来，如佛家所说「无始以来自性原来是灼烁」。人从娘胎中生下来开始，就属于后天，后天所染的习气，就是「习相远」。

把这种习气的行动，看成了自性灼烁善良的一面来看，是孟子以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。孟子提出来的知己、良能，重点在「良」字上。

是善良的知，善良的能，也就是《大学》上「止于至善」的谁人「至善」的境界。他如果说，有些孩子天性笃厚，坏习气沾染得比力少的，所以「无不知爱其亲者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」，那就清楚了。所以为了说明他这一段书，要把古今中外与他相反的理论都枚举出来，然后，只有借用佛家的理论，来为他作解释，才气相识他所说的真意。

至于后世的理学家如王阳明先生，囫囵吞枣，一股脑儿没头没尾地引用，对孟子的学说作不清楚地界说，反而搞得越发庞杂了。现在，我们再看下去，孟子自己在后面的解释，就更清楚了。

孟子告诉我们看水，要看波涛，看谁人生动泼的精神，把它吸收过来，体会于心，也是生动泼的。其次他告诉我们水性是「不盈科不行」，上游流下来的水，流到堤防前停下来了，一定要等到「盈科」——满了，横跨了堤面，才又流了出去。

这是孟子告诉我们修养的秘诀，「不盈科不行」。要想学道，则「不成章不达」，自己不参透学理，永远不会通达。

有的人学道，做了几天静坐的光阴，就想开悟，那是死水一潭，理事不能融通；做人做事也是这样，不充实、不圆满不行，要充实、圆满以后，才气得结果。孟子前面说天下大事，怎么突然又说到小我私家修养上来了？他这是告诉我们，当官也好，教书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做人也好，先求充实自己，「不盈科不行」，「不成章不达」，天下事没自制好占的。

人都是偷心不死，爱占自制，尤其学佛学道的人，希望老师传一个秘诀，明天就得神通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！所以要「盈科而行，成章而达」，这是不行消逝的真理，自己不充实而想乐成，那是不行能的。孟子曰：「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；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」 孟子曰：「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

」 孟子曰：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。独孤臣孽子，其费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」《孟子》这几行书，论述了知己、良能的原理，这是最好的说明，也是对他的说明最好的批注。

这并不是说孟子的文章写得欠好，而是上古时代的文章，力图精练，后人看来易生误解。孟子接连不停地发挥，有时拿事情来举例，有时用比喻来解释，实际上，上下文的义理、思想是一贯的。

可是宋儒（朱熹）这一系统，偏偏自作智慧，认为「四书」不合文章体裁的逻辑，把它切断支解，分章分句，叫做「四书章句」。这样的自以为是，反而酿成断章取义，把重要的文句酿成一个章节段落，使原本整体连贯的思想原则，变得支离破碎。

从南宋以后，历经元、明、清六七百年之间的政权，遵循「四书章句」，以此取士考取功名，使孔孟圣人之道困于章句之学，导致儒家伟大的学术思想，被后人唾骂为「吃人的礼教」的教条，因此便要打垮孔家店。孟子说，人性天生是良善的，提出大舜作一证明。他说：「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。」舜身世的家庭，是所谓「父顽母嚚弟傲」，父亲愚顽不化，母亲泼辣不讲理，弟弟又桀骜不驯。

舜受怙恃弟弟的迫害，被撵出家门，漂泊在历山的深山中耕作，和野生动物为伍，在林木山石中生活，固然无法接受教育和道德的造就。可是他没有酿成野人，不光有学问，另有很高的修养，以致成为历史上的圣王。

这就是因为他发挥天性中善良的德性，不像我们凡夫，听到一件差池的事就发怒、品评；听到一件好事，就怀疑或者妒嫉。舜天性善良的品德，「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」，他听到善言，看到善事，他内里善的情绪，就像水库放水一样，滔滔而来，连忙接受，又谢谢又敬重。

孟子随着说出舜生长善良德性的原理：「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」人性有善有恶，因为无始以来，人性原本是善良的，然而经由人生习气的染污，于是人性就有了善恶之分。可是一小我私家如果天性善良，在他处境最恶劣时，也会体现出善的一面。就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，面临自己的后代，和所爱的人时，仍会流露出他的慈祥心。

或者一个疯子，当瞥见他心爱的人时，也会有慈祥的面容。所以人要修养，佛家说修行，不应该做的事，就绝对不要去做；在先天天性上，所不希求的，所不须要的，就不要去扭曲自己的知己之性，如此而已。修行就是去恶为善，把理智的气力增强，把后天的欲望淘汰，直到完全去掉，渐次就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。

因此，孟子说：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。」一个做大事业的圣人、英雄，在人生的路途上，都曾遭受过许多重大的挫折，所以才会有大的成就。一小我私家道德修养的完成，或者知识的渊博，或者技术、艺术、学术、文章方面等等的成就，以致彻悟心性最高的智慧，经常在心理上，有无法告人的隐痛，以及肩负、烦恼等等的欺压，或者身体上有疾病的痛苦。

如果能突破这些障碍站起来，就有所成就。为什么身心上困窘痛苦的人，成就会大呢？「独孤臣孽子，其费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」因为是「孤臣」，是「孽子」。

像舜的一生，他在生命的路途上，一开始受到的难题崎岖，就是「孤臣孽子」的心情，所以他对一切事情「其费心也危」。危字有双重意义，一是危险之危，就是看每件事情，都隐伏危机，不像没有吃过苦的人那样，把事情看得很容易；另一个意思是，危者正也，居心纯正，随时怕自己犯错误，如临深履薄，不敢瞎搅。

「其虑患也深」，所思量的问题，所挂念的结果，都很是深刻、深远，使阻挡的人没有意见。因此比一个在顺心情况中发展的人，看得更为深远通达，所以后人有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」的名言。

孟子在前面举出，历史上公认舜是一个大孝子，但相识舜的一生，才知道舜所受怙恃家庭种种折磨煎熬，得不到体谅的心情，很是困苦。可是他无怨无悔，努力修养自己的道德以到达最高的成就，成为一代圣君。他是一个真正大孝于怙恃、大孝于天下黎民的大孝子。

记得前人有一名联：「世事都从忙里错，好人半是苦中来」，此言简直不虚。舜的一生，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中，唾面自干，转逆为顺，发挥了孟子所谓知己良能之天性。读到这里，自然就领悟孟子上面所提出知己良能的涵意，并可以解释为人性灼烁善良的一面了。

接着由小我私家修养，人性的善良面，再说到做人处事：孟子曰：「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；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；有天民者，达可行于天下尔后行之者也；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」孟子又做了一次人格、人品的分类。由人性的灼烁善良面，再讲到一小我私家的成就，这是从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」一段毗连下来的。他说从政的人，有差别的几类，我们要先把人生观确定，准备未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。

这和未来赚几多钱、有几多资产，或子孙满堂等等，都不相干，因为这种种的情况，都不外是做人的一番情形而已。当院长、部长、上将军、大元帅，也是做人；做老黎民，也是做人。

不管你是怎么穷通富贵，但小我私家自己的人生观首先要确定，知道自己要做哪一种人。孟子说，有一种人去做人家的部下，或为升官发达，或为获得向导人的信任而为社会做一番事情，所以伺候主管，而且要迎合主管的心意。例如为了找事情，要去见一位总司理，就要先探询一下，他是喜欢长头发或短发型，喜欢青年装或西装，然后顺着他的意思穿着，再去见他，这就是「为容悦者也」，要合于他的意思。第二种人出来做事，目的是差别的，他是为了社会、国家、天下而出来从政的，那么他的快乐，修建在事业的成就、理想的施展上，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，他绝对不干。

第三种人就很高了，叫做「天民」，是替天行道。这一种人是自己先行预计，能替社会做几分孝敬，能有孝敬才会出来做事。最后一种是圣人，在儒家叫做大人，是「正己而物正者也」，这种人无所谓权力与职位，也无所谓站出来或不站出来，他是真正的天下之大人，无论当天子、当官、卖菜，都一样。

大人就是大人，是正己尔后正人的人；不光自己是正人，又是使天下万物，皆得其正的人。即是佛家所说的菩萨道，自利利他，度尽一切众生；也即是其他宗教所说的泛爱世人，此之谓大人。以儒家的态度，所谓成佛升天，不外是成为一个大人而已。孟子从人性的知己、良能，说明人性的用，而说到了做人做事，他把人格做了分类以后，下面再讲另一方面的人与事。

君子有三乐孟子曰：「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怙恃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

」古代称君子，是指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修养的人。孟子说，一个君子，有三样事情是他人生真正的快乐，就算拿天子之位来交流这三种快乐，他也不干。第一是有圆满的家庭，怙恃都快乐宁静健在，兄弟姊妹之间和气，没有人当太保，也不会出意外，无灾无病。

第二，随时随地，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一切，到城隍庙烧香，面临阎罗王都不怕，因为没有犯过罪，没有做过亏心事，所以瞥见人，心不跳，脸不红。「怍」就是在测谎机上显示的不正常跳动频率，一小我私家灼烁磊落，没有任何事对不起天地鬼神及人类的，这是第二件快乐事。第三，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，这是第三件大快乐，但它的组成条件是要有「英才」，如果「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」，就「苦」也。

固然「英才」是很难过的，有些人教也教欠好，说他好并欠好，说他坏又并不顶坏，而是一种「阴」才，这就在不苦不乐之间了（众笑）。最后他又把开头的一句话重复一次：「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」，这是他的叹息！这三乐，孟子有了一乐半，因为他的父亲已不在了。孔子则没有第一乐。

孔子的一生很苦，他的哥哥姐姐，从小都靠他养，而且孔子服侍的母亲是后娘。第二乐，他们两位都做到了。第三乐，孟子或许不胜感伤之至，孔子也没有完全做到，因为孔门七十二贤人，贤到什么水平就不知道了。至于说教育出来能够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「英才」，孔子门下没有，孟子门下也没有。

有人说，另有一小我私家，也只做到一半，那是隋末的王通，他自比尼山，儒、释、道三家都通的，也是大彻大悟的人。最初他也有志出来统一天下，厥后和隋炀帝晤面谈话后，看到国家天下的形势，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，便立刻回家讲学河西，造就青年人才。厥后唐太宗手下成名的将相，大多是他的门人，王通可以说是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。

所以王通死后，他的学生们，私谥他为文中子。为什么由门人私谥而政府没有赠谥？在唐朝的历史中，连他的传记也没有，听说由于其弟王凝任监察御史时，劾奏唐太宗的舅子长孙无忌的友人，所以隋唐史中，没有他的传记。但满朝文武百官，他的门人们，私谥他为文中子，即是是今世孔子。

这里看到，孟子在人生的目的上，订立得如此远大，而孟子自己也没有做到，可见人生事业的难为。孟子曰：「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；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

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；其生色也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」这是孟子再三说明君子有三乐之外的修学境界，因此而说，纵然贵为天子，也是平常的事，不算什么。孟子首先说，一小我私家当了天子，领土大，人民多，为世界大国，哪一小我私家不希望这样？可是一小我私家纵使当了帝王，也不见得能有君子的三乐。研究古今中外的帝王，可怜的太多了。

了不起的帝王如汉高祖、唐太宗、西方的拿破仑，等等，他们也只统治短短一段时间就已往了。只有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，当了六十年的天子，老了交给儿子，自己当太上皇，在宫中静修，念密宗的咒语，偶然管管闲事，真是十全。可是他乐不乐？一点也不乐，烦恼事情许多。

所以当了天子，虽然「广土众民」，但并不乐。这就是为什么孟子教年轻人，先建设自己的人生观，认清楚人生的目的，不要去盲目瞎闯；没有确定目的，没有建设人生观，天子可以做，宰相可以当，可是，那也只算是人生生命履历的一场闹剧，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却认他乡作家乡」。

其次说到做圣人，「中天下而立」，是志愿在浊世中，做中流砥柱；换言之，是顶天立地，独立而不倚，不亢不卑，为万世人格的修养目的。「定四海之民」，做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如周文王一样。多了不起啊！可是，这只能说是立功，谈不到立德，所以有人不走这个路子，孔子、释迦牟尼，就不走这个路子。

像释迦牟尼佛，他天生可以当天子，原来就是太子的身份，可是他不愿意，虽然「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」，然而「所性不存焉」，不能成道，不能超凡入圣，只能成一世的功业，不能成千秋万古不朽的德业。「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」，那么君子学什么？学大英雄吗？虽然做到了尧舜的境界，也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。

另一种形态，或者去过穷困的生活，虽三餐不继，也不以为有什么损害，这都是天职上的事。能够安天职的人，就是天下大英雄，英雄可以当帝王，亦可以当乞丐。

当帝王对他不会增加一点点什么，当乞丐也丝毫损害不了他什么，该如那边便如何。接着孟子继续讲到修行，这里从养身开始，前面从经心尔后知性，知性以后修命，修命以后，到这里是修身。儒家与佛家差别，完全在入世的做人做事上，把道修成，然后可以「大行不加」，「穷居不损」。

他说真正的修行，是从心理行为修起，动心忍性，起心动念之间，都合于「仁、义、礼、智」，就是至善。那么「根于心」，心田的修行够了，「其生色也」，然后奇经八脉、十二经脉都通了。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」，然后脸上的气色也差别，有光华了，气很充盈畅达四肢，形体规矩，不弯腰驼背，身心舒畅、轻灵、怡悦。

「四体不言而喻」，一个有道之士，一眼望去，身影自然与众差别，精神灌透，气沈丹田，含胸拔背，有一种慈和祥瑞，潇洒飘逸的神姿气质，像是神仙中人。这是孟子一生修养的履历之谈，也是他学问修养实践的自白，照一般世俗的看法，就是他修道的真光阴。孟子从动心忍性开始，然后说到性善，讲到做人做事行为。

不外儒家和佛家差别，儒家动辄就与实际的从政连起来，因为古代的知识分子，出来第一步自然就与政治发生关连，所以是由行为，再讲到修行的成就。因此孟子说修行乐成了，有定力，便「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；其生色也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」。其实不管佛家或儒家，都是如此，所以青年人要想学道，求得气脉通的，先要做到「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」。明心见性以后修持，气脉自然通，否则，要从心理行为上，革新自己，在起心动念间，念念都在至善，气脉也自然就通了。

这是孟子实际的履历，他不会欺骗我们的。孟子有体贴性、体用的修养，至此大致已告一段落，他由基本原则，谈到实际光阴。所谓仁、义、礼、智是根于心，由心理行为开始，修养到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」的境界。这也是先「穷理、尽性以至于命」，检查心理行为的修养，光阴抵家时，生理自然有了转变，同时也能彻底明晰心性体用的原理。

然后讲到起心动念，做人做事的原理，见之于外的行为，成为道德的准则，也成为社会群体的政治伦理。于是孟子举出伯夷的一段事。

养老与全民福利孟子曰：「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兴。曰：‘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兴。

曰：‘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天下有善养老，则仁人以为己归矣。五亩之宅，树墙下以桑，匹妇蚕之，则老者足以衣帛矣。

五母鸡，二母彘，无失其时，老者足以无失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。所谓西伯善养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；导其妻子，使养其老。五十非帛不暖，七十非肉不饱；不暖不饱，谓之冻馁。

文王之民，无冻馁之老者，此之谓也。」伯夷是殷商朝代的宗亲，其时对于诸侯们阻挡纣王暴戾政治之事，伯夷也没有措施，只好避世，退避到现在辽东地域。厥后听说文王在岐山实行仁政，很兴奋，兴奋地说：应该回去了，因为听见西伯「善养老者」。在伯夷谁人时候，文王的爵位还是伯，分封在西岐的，所以伯夷称他为「西伯」。

而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，周朝立国已经几百年了，文王的谥号也已经尊称几百年了，所以孟子的口中，尊称其时的西伯为「文王」。伯夷为什么听见文王「善养老者」，就会想来归呢？其实，在古文所谓「养老」这个名词的内在，代表了其时农业经济社会的稳固，把「幼有所养，老有所归」的社会福利事业，做得都很完备。中国传统素来对于人民的养生送死，看得很重要，这也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。养老该怎么养？例如现在台湾，老人福利机构的设立，对于老人的生活，都有照顾，重阳有敬老的运动，老人疾病免费优待治疗，公交车免费，以及鳏寡孤苦的老人都有所赡养，这是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进步措施。

昔人所谓的老，并纷歧定专指年事高的老人，有时候是代表学问、道德、修养高的人。如国之大老、老臣、老师等等，纷歧定是年事很高，这是「老」字的另一意义。「善养老」则代表了社会经济的富庶、安宁，因为一个时代的事故，首先遭难的就是老、弱、妇、孺。

所以当社会安宁了，依据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，大同思想的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的原则，首先应该照顾的，也就是老、弱、妇、孺。所以「善养老」这三个字的意义，包罗了现代所谓茂盛康乐的太平社会。

当我们读到这里的「善养老」时，不要以为只是好好地养老人，这个看法必须要弄清楚。因为文王其时在西岐，能够做到国泰民安，所以伯夷这些人，都愿意来归附他了。孟子提出来第二小我私家太公，就是吕望。

因为他姓姜，在助武王伐纣乐成后，封为太公，后世便尊称他为姜太公。前面说过他的故事，他遇见文王以前，也是阻挡纣王虐政的，所以避到东海边上去住。「太公辟纣」，「辟」字与开发的「辟」字同音义；在《孟子》这里，则是「避」的意思。

有时「辟」字单独用，如《易经》中有十二个卦合起来，名为「十二辟卦」，代表了十二地支，一日的十二个时辰，一年十二个月的阴阳气候。「辟」为君卦，又有统率的寄义。孟子说伯夷和太公「辟纣」，就是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的「贤者辟世，其次辟地」。

古代遇上动乱磨难的时代，许多人「辟世」，就是隐避的意思。在印度的习惯，就是出家入山；在中国的习惯，就是当隐士，脱离这个凡间的社会；再其次不能出世的，就只好「辟地」，避开这个动乱的地域。

这里孟子提出来，在殷商纣王的时代，这两位高士贤人，都「辟地」去了。厥后因为文王兴起了善政、仁政，所以他们二人都回到文王这里来了。孟子举了这两小我私家的例子后，结论说：任何一个时代、社会、地域、国家，在行仁政的时候，国泰民安，所以人心归向，仁人、圣人也都来了。孟子在他的七章书中，经常说到这些人，说到这些事。

现在的这一段话，是孟子在晚年时候说的，也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政治哲学的心理。他又说：一小我私家家，有五亩的土地种植，在衡宇的外面种些桑树，主妇用桑叶来养蚕、缫丝、织布，这样生产下来，家里的暮年人，就可以有丝棉袄穿了。固然，现代人只要拿几百块钱，就可以买一件假皮衣来穿，也很温暖，可以过冬，不需要自己栽桑养蚕。可是，在谁人时代不行能如此。

在农业社会，只有用棉花，或丝棉做的冬衣，穿了才不会冻死。他又说，一个家庭中，只要有五只母鸡、两只小猪，天天定时按量去饲养，注意生蛋、孵小鸡的时间，就可以有肉吃了，营养也够了。假定有百亩之田耕作，那么八口之家，人人都可以吃饱了。

我们读战国时代的古书，有两个要点。第一是，如果以现代人的态度去相识古代，那是大错。第二，我常说，以台北市民的态度去相识天下大事，全错。

如果我们以现代台北市的态度，去看孟子所说千百年以前的社会，那就错上加错，错得一塌糊涂了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段时间，三百多年都在战乱中。虽然周朝之初，外貌是统一了，实际上是地方分治的状态。在这种情势下，言语、文字、交通、经济都没有统一；分封的几百个巨细诸侯，相互侵占吞并，以大吃小。

到了孟子的时代，只剩了七个大国，所谓战国七雄，也都是以非法手段，强权战胜正义而形成的。效果民穷财尽，不光经济瓦解，人口稀少，做怙恃的，费了几十年的心血，造就出来的子弟，一次战役就牺牲了。

说不定一批优秀的人才，在一次战争中，几分钟就报销了，再造就一批人才，又要百年的时间。接连的战争，造成人口稀少，土地荒芜，农业衰落，工业固然不蓬勃，商业更谈不上。再看历史上其他的动乱时期，如南北朝的战争，五胡乱华，五代十国的战争，效果像剃头一样，大地剃光了头，战争之后的悲凉情况，是一片荒芜，惨不忍睹。

有了这个相识，才知道孟子不是小器，把五只母鸡，两只小猪，都看作宝物一样成了产业；实在因为在战乱之中，想吃一个鸡蛋，也不容易，不像现在，我们可以只管浪费、浪费。孟子说，文王当年，也是经由那样一个浊世，民穷财尽，命不如鸡犬。像我也曾亲身履历过这种战乱，深深体会到昔人所说「宁作太平鸡犬，勿作浊世人民」这句话的况味，真是做人不如做鸡犬来得舒服自在。

这是现在青年做梦也想象不到的。到了这种时候，正如苏东坡坐牢时的诗「魂惊汤火命如鸡」。可是在西伯（文王）这里，却能善于养老，怎样养老呢？「制其田里」，就是平均地权。

这也是周朝以后，好几代历史都想做好的。如汉王莽、宋王安石以及明朝张居正当政的一代，都想做到而都告失败。

可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做乐成了，三七五减租，公地放领，耕者有其田，以迄于土地重划，另有农村再扩及都市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等等。在文王其时也做到了，而且教诲每一个国民，生长农牧，在家庭中教诲妻子和子女，能够孝养怙恃老人。关于孝养怙恃，那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特点，但也不要以为西方人绝对不管怙恃，只是中西制度两样。西方人的怙恃，想到后代家去，要先获得后代的同意；做后代的，于利便时接待，接待多久，也老实地告诉怙恃。

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，很不以为然。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建设在小我私家主义上，怙恃在年轻时，对上一代也是如此，成了习惯，大家都能坦诚相处。中国的情形，如果兄弟多人已经分居，怙恃要到某儿子家去，儿子媳妇外貌热烈接待，心里却在嘀咕。所以中西两种形态，各有是非利弊。

尤其是养老问题，后代孝养本是应该，但很难做好。尤其现代工商社会下的小家庭制度，儿子完婚以后，即是「嫁」出去一个儿子，孝养他的岳父岳母去了。

所以文王是教全体国民，要「导其妻子，使养其老」。透过这一句话，我们可以相识一个家庭问题，要孝养怙恃的话，伉俪之间的教育和相同，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，不要轻易放过。

另一面也可看到文王其时，对于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，都做得很乐成。所以我深深感受到，恒久以来大家所讨论的所谓青少年问题，并不是问题，我们在青少年时，也是一样。

青少年就是这个样子，硬把他们看成一个问题，而为社会、学校加上一个责任，这是差池的。青少年如果有些行为不大正常，那是家庭教育问题，而家庭教育如果说有问题，那是家长需要再教育。我以为暮年人倒是有问题，对这一代青少年，我们老一代的人应该挑起责任来，不要完全责备年轻人。

不外年轻人听了我这个意见，也不行自以为一切责任都在上一代，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站在做子弟的态度，问题大得很，至少不听尊长的指导，不接受怙恃师长的教训，轻视上一代的履历等等，这许许多多，都还是青少年的责任。如何继往开来，生长新的文化，开创新的历史，这些都是青少年的大问题。

现在所担忧的，并不是已往，而是未来的文化教育。实在讲，现在这一代青少年，文化无根，自己没有建设好文化的基础，未来如何去开创？万一根都留不住，中中断了线，那就惨了，这就是今日青少年的责任。「五十非帛不暖，七十非肉不饱」，这是孟子说有关生命温饱的两句话，一直到民国初年都还很盛行。

这是凭据中原一带的气候情况来说的。人到了五十岁以后，冬天不穿棉衣，身上就不会温暖。到了黄河以北，冬天非穿皮衣不行，没有羊皮，也要穿猫皮，否则冷得受不了。再往北到了东北，那就更冷了。

在南方像云南、广东、台湾等地，气候容易适应，尤其云南「四季无寒暑，一雨便成秋」，一年四季都是如此。昆明的青年到北方念书深造，往往读了一学期又回到老家，原因是气候没有昆明舒服，他们受不了。不外，孟子说的，好的社会，好的食物，好的气候，会养成「子弟多赖」。

「七十非肉不饱」这句话，在现代来说，似乎也不适用了。医生劝年龄大的人少吃肉，担忧胆固醇增加，会引起血管硬化。

可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话，不必太迷信，因为自然科学是天天在推翻旧理论的，是不定的。所以孟子告诉我们，人老了，还是需要足够的营养，足够的温暖。

他说，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穿不暖，吃不饱，生活在饥寒困苦中，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，不成其为国家了。而西伯（文王）所治理的地域，可以做到「无冻馁之老者」，就是说，他治理下的社会是安宁的，因为他的政治、教育、内政、经济等等，制度都很健全。

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中国的文化，自大禹王治水以后，几千年来，一直是农业社会的文化。农业社会是喜好自然的，喜欢赞美田园之乐，任何时代，任何角落，都充满这种思想看法与文学作品。

许多做官的人，到了相其时期，请求退休回家，享受所谓「归田之乐」，可见中国这个民族，很是浏览自然。其实也不尽然。倘使作一次民意观察，青年们如果要享受田园之乐，那是偶然到乡下玩玩而已。如果真的长住下去，除非是乡村都市化，水电俱全，有一切的设备。

昔人说「穷居乡，富居市」，穷了住到乡下去，有钱就要住到都会去。不外，现代工商业社会，物质文明蓬勃，就反过来了，酿成「富居乡，穷居市」。美国就是如此，像纽约市的大老板们，下班就开车到乡下别墅去了，离都市很远很远。

晚上留在纽约市的穷人较多，楼梯下，亭子间，都可以住。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是相反的，所以孟子形貌的，是其时文王治理下的农村安乐境界。孟子这里所说「五鸡二豕」的境界，今日在台湾长大的青年，因为没有履历过动乱磨难的时代，就看不出《孟子》这段文章反面的意义，历史变化的配景是很是悲凉的，此其一。

其次要相识，其时连五只母鸡、两只小猪的享受都没有，那种贫穷落伍、痛苦生活的煎熬，真是有难言之痛。所以圣人们要出来救世、救人，就在这个时候发愿；并不是打坐、念经可以解决问题，这是要起而行之的。

但历史上也有壮盛的时代，像宋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形貌的，就是那种茂盛康乐的社会；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，形貌清初社会的太平情形，吃喝玩乐、打牙牌等等。现在赌场中用来巨赌的牌九，就是以前内室中玩乐的牙牌生长出来的。至于现在盛行到西方的麻将牌，传说就是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发现的。太平盛世的人心、思想与这种生活态度与方式，逐步影响社会人心，道德渐趋堕落，社会逐渐杂乱，最后发生战争，造成社会的贫穷。

不光中国历史如此，世界人类也是如此，一般人称之为循环，佛学上就称之为循环。战国时，老黎民都在「望治」，希望社会的安宁、行政的治平，人民能安乐，国家能茂盛。但茂盛康乐久了，人心就思变，变久则乱，乱久就惨了。

凄惨以后，再回复到望治，尔后得太平，人类社会就是永远这样循环。在政治哲学上看，孔孟所希望的安宁，应该是大同思想那样；如果以历史哲学来看，人类的历史磨难，可以说是活该。所以仅仅靠外在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制度，使天下一切众生得太平，是做不到的，因人心不能平静。

一个有钱的家庭，在匹俦、婆媳、兄弟之间，都市闹出纠纷，这是社会上常看到的。最大的毛病是有钱，被钱害了；如果没有钱也就无事可闹了，可见款项为害之大。家庭如此，社会也是这样，所以孟子说「富岁子弟多赖，凶岁子弟多暴」，我们透过这段书，就可以相识历史哲学的一个原理。

西方文化有一项专门的学问，叫做历史哲学，大家认为这门学问极为深奥，能到外国读一个历史哲学的博士学位，那是不得了的事。但我常劝青年们不必去学这门课程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上的「话说天下局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这两句话，把人类的历史哲学说尽了。在外国研究的话，扯上一大堆苏格拉底怎么说，孔子怎么说，啰啰唆唆，抄上许多参考书，效果，还是逾越不了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的规模。

其实，逻辑、辩证，都在这两句话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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